十年前，我初入病房，第一次见到韩先生。

灰黄外套、头发苍乱，黝黑打皱的脸庞，辛苦的劳作，日积月累，在他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

他把儿子从西北带来江医生和我这里。在门诊，他说着：“娃打了个喷嚏，双眼就看不见了”，“视网膜脱了”，“做了手术，没用，叫我到别处”……

在交流中，我们了解到，韩先生靠种地为生，并没有什么广阔的见识。他远道而来，儿子之前做了毫无用处的手术，走了弯路，还花了很多冤枉钱，然后又来了上海。

面对我们，他从未有过什么抱怨，一切的苦都往肚子里咽，他只知道不好治，要带儿子到大城市看一看。

疾病经过拖延，又胡乱地一通处理，处置起来变得很棘手。

我们把真实的情况告诉韩先生，他似乎受到了绝大的打击，哭红眼睛，缓慢而迟疑地问：“可否将我的眼睛换给儿子？”

这种在绝望中退无可退的牺牲精神，我自以为见得多了，心忖韩先生想实现这道听途说的想法未免太过轻浮，但是又真是可怜。

但当我看到他的红眼圈，顿觉自己的可鄙，我耐心地安慰了他。

江医生为他儿子手术完，我看着他们走出病房，暗暗欣慰：小孩还是能自己走路的。

两年后，一个忙得团团转的下午，江医生叫住我，说韩先生又带着孩子来看了。

于是我再次见到韩先生，他这次来是因为孩子眼压高，需要做个临时手术。我问他：“还记不记得我?”他笑着点头说：“记得，上次在一楼。”

仿佛在艰难之时见到旧日战友，劳动者特有的朴素又让他对医生有天然的信任。他从不谈他的苦，西北到上海的舟车、照顾病人的不便，被命运虐待的抑郁，他从未提过。

他签好字，握着我的手，缓慢地说：“见到你和江医生，心里都是感激的，可看着小孩子的这个样子，心里又确实难过。”

我又见到他的红眼圈，这一刹那，我突然明白两年前自己的混沌，不能懂得他的隐忍，不能懂得他背上的重。太阳将落未落之际，最后射出赤赭色的残光，只勾勒出检查室里坐着的一名焦虑的父亲，和一名束手无策的年轻医生。

第二天江医生帮孩子做这场手术，我从未见他这样细心过。

揭开纱布，视力保住了，江医生点点头说：“还是值得的。”我说：“嗯，是值得的。”

他们俩走出病房，孩子还是能自己走路的，我心知不易，他长大了，比两年前高了，同我差不多了，到了爱美的年纪，会有自傲的脾气及敏感的心思，会因为眼疾不自信，他甚至不能知道自己所喜爱的人美还是不美。

韩先生来到这个地处梧桐区的医院，洋场米贵，狭巷人多。四处都是高尚的清享，这些文明的洪福，哪里能和韩先生发生联系。

这里的街道精致又雅趣，但我每想起韩先生举着钞票，夹杂在普通的上海市民中间，挤在人群里挂号的样子。我便不说话，脚下努力，希望让自己不那么无用。

为了韩先生这过于平凡的一家。

舒秦蒙

舒秦蒙博士，主治医师，从事玻璃体视网膜疾病的临床及科研工作，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，参与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的研究，首届医生科普大赛上海市前三十名。